非法证据排除不能只靠法律条文

　　据《法制日报》报道，5月20日下午，中央政法委第13次全体会议暨司法体制改革第5次专题汇报会上传出消息：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安全部、司法部正在抓紧修改和完善《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》和《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》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主持会议并强调：“凡是案件事实不清的不能定案，凡是证据不确实不充分的不能定案，特别是死刑案件人命关天，必须实行最严格的办案标准，必须实行最严格的办案责任制，真正做到不错不漏、不枉不纵。 ”

　　这些规定是最新规定吗，能不能起到保障人权和遏制冤假错案的作用？对此，我深表怀疑。

　　《刑事诉讼法》明文规定，“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、利诱、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。 ”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司法解释中也规定，“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。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、引诱、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、被害人陈述、被告人供述，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。 ”但是，这些年，杜培武冤案出来了，佘祥林冤案出来了，赵作海冤案出来了，无一例外都是刑讯逼供惹的祸，而刑讯逼供所获取的证言无一例外都作为了呈堂证供，在赵作海案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，不仅对赵作海进行刑讯逼供，甚至对证人也用暴力取证。这一切都昭示我们，仅仅靠几个条文，无法实现对非法证据的排除，更无法遏制刑讯逼供。

　　非法证据的排除是一个系统工程。在西方国家，针对刑讯逼供等非法获取的证据排除，有一个专门的程序，在法庭审判中，控辩双方可以就证据的合法性展开辩论，被告人对于法官采信的证据不服可以单独提起上诉，更重要的是，对于刑讯逼供的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有比较明确的规定，比如被告人一方只需提出有伤情等“合理怀疑证据”的举证责任，而在被告一方提出上述证据后，举证责任转到控方，控方必须举证出没有进行刑讯逼供的证据，并且证明标准高得多，必须达到“高度盖然性”，否则被告人的供述等证据就会被当作非法证据予以排除。

　　目前，我们的庭审中，根本没有建立就非法证据排除的专门程序，也没有相应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的规定，通常被告人提出刑讯逼供后，检方让警察出庭作证表明没有刑讯逼供了事。更重要的是，遏制刑讯逼供，排除非法证据不能在一个司法不独立的环境下进行。目前的情形是，法院的人财物都在地方党政的控制之下，法院也被地方党政领导赋予了“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社会稳定”的重任，政法委协调案件比比皆是。佘祥林冤案和赵作海冤案的形成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地方政法委协调案件，在地方政法委协调下，检察院被迫起诉，法院无奈进行判决。如赵作海案，商丘市检察院已经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，不对其起诉，但在政法委的协调下，不得不起诉，而法院在政法委协调下，也几乎按照检察院的起诉进行判决。在司法不独立、政法委协调案件的机制下，所谓的非法证据排除只是一句空话，再好的程序也无法排除刑讯逼供所获得的证据，法庭庭审不过是走过场而已。

　　看来，要遏制刑讯逼供，实现非法证据排除，仅仅出台几个条文，就像自己抓住自己的头发无法离开地面一样，根本无法实现，我们需要加大改革司法体制的力度，需要走得更远。